梅毒: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

2020-07-18    收藏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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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神主牌作为挡箭牌

这个故事恐怕有点无聊,得试试放大绝,拿神主牌当挡箭牌,看看读者是否能多少将页面往下滑。这里要谈的是一本科学史哲小书里有关梅毒的小故事。梅毒在书中是个重要案例,但这本书到底有多神,值得柑仔店读者滑动手指?写下《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孔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原书的序中表示他读过此书,且表示作者「预见了许多我的观点。」

启发经典的前经典,究竟是什幺样的小书呢?真是令人感到好奇。顺着孔恩留下的讯息往前者,我们会发现,原来这本书就是波兰学者弗莱克(Ludwik Fleck)于1935年以德文出版的《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思维样式与思维集体学说导论》(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因有主场优势,所以欧洲学者似乎比其他地方的学者还常提到弗莱克的着作。自己当初对弗莱克产生兴趣,是因为弗莱克与我论文主角德国生物学家哈特曼(Max Hartmann, 1876-1962)那截然不同的科学哲学立场。同时代,又同属德语区的两位生命科学家的哲学差异,常令我陷入「当希波克拉底说是,盖伦说不是」的拉扯状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期的科学家的守备範围似乎都很广,他们除了科学论文外,经常发表探讨科学或学科本质的理论文字。这两位先生也属此类,除了科学论文外,他们的科学哲学论文出版都只能以本,而非以篇计。老实说,我曾几度想翻译这本小书,无奈学术尘缘难了,偷懒藉口又太多,现在刚好有这个好机会,想说多少试着说一些。

那幺,允许我先从介绍弗莱克先生开始吧

弗莱克诞生于当时属波兰,但今天属乌克兰的利维夫(Lwów)。1922年弗莱克在家乡UJM大学(University of Jan Kazimierz)选读医学,热衷微生物学。从1920年起,他便待在波兰着名斑疹伤寒专家魏格(Rudolf Stefan Weigl, 1883-1957)教授身边担任助理。取得医学学位后,弗莱克前往维也纳进修细菌学。可惜,在1939年之前,弗莱克一直没有机会取得大学教职,只好栖身不同卫生单位,负责细菌学相关实验研究工作。(没错,是「只好」。大学教职在当时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研究工作)。二战爆发,利维夫初为苏联统治,UJM大学更名为乌克兰独立医学学院,弗莱克被任命负责微生物学部门。

到了纳粹势力东扩至利维夫后,弗莱克被迫离职,全家被迁往犹太区。不过由于拥有微生物学特长,弗莱克得以继续在区域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弗莱克尝试研发从斑疹伤寒病患尿液中生产疫苗。后来纳粹政府得知此项成果,于1942年逮捕弗莱克全家,要求弗莱克于指定药厂从事疫苗生产。隔年全家又被送到波兰的奥兹威辛(Auschwitz)集中营,弗莱克首先被安排在第10区的卫生所,负责以血清学检测来诊断梅毒、班疹伤寒等疾病,之后又被迁往今日德东区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于第50区纳粹党卫军的卫生所研发班疹伤寒血清。

因微生物专长而从集中营倖存下来的弗莱克,在大战后的1945年到1952年间,担任波兰卢布林(Lublin)玛莉居礼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1952年至首都华沙从事微生物学研究,专研感染与压力下的白血球行为。1954年获选为波兰科学院士。1946年至1957年是弗莱克医学研究进行最密集的时期,他指导了大约50位博士生,先后发表87篇学术论文。 1956年弗莱克心脏病发,同时罹患淋巴肉瘤(lymphosarcoma),因此他决定全家迁回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1961年,不会说希伯来语的弗莱克于第二次心脏病发后逝世。

梅毒: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
2016年获得以Ludwik Fleck命名奖项的学术着作。Ludwik Fleck奖是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于1992年创立鼓励科技与社会研究学术着作的奖项。此学会简称4S,每年的年会都有许多台湾学者参与,热闹非凡。
不是明星科学家的话,怎幺会被人文社会学界注意到呢?

弗莱克之所以在今天被称为社会建构理论的奠基者,或许是拜孔恩《科学科命的结构》一书大卖之赐。孔恩的影响,间接促成了《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英译本于1979出版,甚至德文版也在1980年重新刊行。在英译本中,孔恩在自己撰写的五页前言中,再次提到他与弗莱克的因缘。这次,孔恩多透漏了一些,表示是透过莱兴巴哈(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的《经验与预测》(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 1938)的注脚,才注意到弗莱克这本小书。

因有这层关係,因此有学者认为,多数读者都是透过阅读孔恩而认识弗莱克,只认识了孔恩哲学架构下的弗莱克。无论此说是否公允,至少显示出英语世界弗莱克思想的接受发展史的重要线索。在这段落中,我不打算,也做不到细緻分析弗莱克思想的接受史。我只想提供一些台湾读者可能比较少接触的,非英语系欧洲学界关于卢弗莱克的研究发展概况。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弗莱克研究,虽然还远远无法被称为Fleck Industry,但多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弗莱克思想其实还未成为过去式。

底下仅简单列举一些自己之前追蹤的学界研究,譬如,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TH Zürich)强调科技与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Collegium Helveticum于2005年受赠弗莱克遗物,成立「弗莱克中心」,除整理成弗莱克档案,并提供研究对话平台。2005年汇集11篇论文为中心专书出版 。同年于波兰Słubice「波兰学院」(Collegium Polonicum)举办「从科学事实到知识生产:弗莱克对探讨德国与波兰知识、文化与权力的意义」研讨会,发表23篇论文(19篇德文、4篇英文),2007年集结出版 。2003年法语译本发行,2005年再版,法国STS学者拉图(Bruno Latour)为新版撰写刊后语。2008年三版。2007年西语版问世。除此之外,亦有许多单篇论文与学位论文陆续发表,可见非英语世界兴起一小波弗莱克研究热潮。

中文学界对弗莱克并非完全陌生,但是截止目前为止,似乎还未出现以弗莱克及其理论的研究专着,仅有少数初探弗莱克哲学思想的论文。 近年来科学社会学乃至科技与社会研究(STS)等具有建构色彩的理论也逐渐影响中文学界,许多学者将《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视为重视科学实作研究传统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但是这些资讯是否能引起中文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弗莱克思想,未来还值得观察。

弗莱克书中的经典案例:瓦瑟曼梅毒测试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弗莱克将科学知识、科学事实给历史化与社会化了。简单说,实验科学家弗莱克认为科学认识并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直接关係,必须透过集体或者社会作为媒介。在这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弗莱克如何利用科学史来谈科学事实,特别是以他那有名的,有关德国细菌学家瓦瑟曼(August von Wassermann, 1866-1925)梅毒检测历史分析为案例。

弗莱克提醒读者,瓦瑟曼梅毒检测技术这样科学事实的诞生,绝非仅是「我来、我见、我征服」的科学发现史,即:科学家观察研究梅毒现象,经实验研究找到梅毒病源,进而发展出相应检测技术。为了呈现出他心目中那个複杂的、动态的梅毒疾病图像,弗莱克拟定了几条轴线加以讨论。

首先,弗莱克想表示的是「社会心理气氛」会影响大家对特定疾病的关注程度。为了说明想法,弗莱克回溯了15世纪末遭受严重流行病侵袭的欧洲历史。他发现,当时人们惨遭疾病蹂躏,但是出于现实需求,加上随手可得的素材(病人),医疗人员便开始研究疾病,并逐渐发展出属于当时的梅毒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梅毒患者多由性行为感染疾病,而且症状常出现在生殖器周遭,所以「社会心理气氛」很容易将梅毒定位为性病,并将因罹患梅毒而腐烂的皮肤视为上天惩罚肉慾的罪证。

病例众多加上社会高道德的推波助澜,顺势造成梅毒在治疗上享有优先被社会处理的位置。梅毒不会像肺结核,虽然影响人类社会深远,但却拥有奇妙的「浪漫」特质。(不容易想像偶像剧男主角因罹患梅毒,进而与女主角交织出一齣纯情浪漫生死爱情剧吧?)

在说明了社会心理气氛的影响之后,弗莱克进一步指出,临床治疗经验对疾病概念形成具有关键影响力。弗莱克发现,当时许多人对梅毒的理解,主要来自医疗实务经验。他认为梅毒概念与水银治疗法之所以产生「联结」(Koppelung),并非出于科学家的逻辑推论,而是来自临床经验。西方的医师根据长期以水银治疗慢性皮肤病所累积的经验,其实相当清楚水银可能造成中毒,但是因为水银具有「疗效」,因此还是普遍使用。譬如,14世纪的内科医师,就经常开水银处方来治疗病人的疥癣。也就是说,在医师不断以水银治疗梅毒的漫长过程中,一个具有特定症状的疾病单元、专用治疗药物,以及是否复原的判断标準等,逐渐被整合起来形成一组指导医疗行动的经验图像。

梅毒: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498年的梅毒患者与治疗。右上方那位先生手中拿的可不是烧瓶,而是在体液学说底下尿诊学的重要仪器。

另外,弗莱克又观察到,人们对梅毒的理解与新兴细菌学、微生物学实验知识的「联结」又是另一条必须回溯的历史轨迹。弗莱克分析说,梅毒的症状虽然表现在皮肤表面,不过根据传统「体液学说」(humoral theory)的说法,问题却出在血液上。也因此,弗莱克进一步推论,瓦瑟曼一开始之所以选择血液,与其说是从观察进而推导出结论,倒不如说是受过去历史文化中所存在的元概念(Uri-, Präideen)影响。毕竟,根据西方医学史,梅毒一直被认为是与血液品质有关的疾病,甚至到了20世纪还被称为「坏血」(bad blood)。 在书中,弗莱克甚至断言,无论瓦瑟曼团队最初的目的为何,他们的工作似乎都满足了西方自古以来的社会愿望,即:证明梅毒是一种血液坏掉的疾病。

梅毒与血液的关係从上面的元概念或许可以获得解释,但是细菌学与微生物学又如何加入这个关係网络中呢?弗莱克从学科发展或学科兴趣的角度找到了观察点,他认为,到了19到20世纪,医界兴起对「疾病本体」的探索风潮,激发出大量关于痲疯、疥疮、天花、下疳、淋病的病原研究与疾病分类研究。梅毒作为历史悠久的疾病,当然也是这时病原学所欲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所以,弗莱克才会说,瓦瑟曼团队很自然地在传统认为是问题所在的血液中,寻找病原(微生物)的蹤迹。

弗莱克进一步说明微生物学的知识内容的影响,他认为学界一般所称「苍白螺旋体 (Spirochaeta pallida) 导致梅毒(syphilis)」这样的因果陈述,是传统「梅毒性血液变化」(alteration sanguinis luetica)的现代诠释版本。因为他指出,以20世纪初期的医学标準来看,血液性质变化,诸如腐败的血、忧郁的血、过热的血,或浓稠的血这些概念,根本无法作为诊断基础。因此,弗莱克同意瓦瑟曼等科学家以细菌学与微生物学语言取代体液学说质性描述的作法。

只是,弗莱克却也不忘提醒读者,血液变化这个元概念的确具有启发研究方向的作用,虽然它可能在梅毒概念发展的后期失去原有的蹤迹。对弗莱克来说,20世纪初期细菌学、原生生物学以及病原学的兴起,使当时的梅毒研究者能将长期以来被视为问题的血液与病原学与细菌学等联结在一起,才有机会发展出后来的出梅毒血液测试。

如果,我们跟着弗莱克回溯几条不同的历史轨迹,便可以发现瓦瑟曼检测之所以成为梅毒测试的标準,主要是因为梅毒作为血液疾病的元概念、社会心理因素、医界对疾病本体的时代兴趣、以及后来细菌学发现苍白螺旋体这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这几条轨迹中的各种因素不断相互形塑,相互证实(观察、猜测与实验操作)的过程,促成了梅毒科学「事实」的发生。

对弗莱克来说,「梅毒」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稳定的非历史性疾病实体。瓦瑟曼时代的梅毒概念,夹杂着历史上种种遗迹,所以梅毒是「神话-伦理」的疾病、是「经验-治疗」的疾病,也是「病理与病原学」的疾病。

或许我们可以再描述一下这个互动过程,以方便我们想像弗莱克对科学事实发生与发展动态性与複杂性的概念。譬如,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研究过程必须投入许多人力,如生物学者、化学研究者、医疗人员、实验室人员、病人、病人家属;也必须投入其他物质设施,如实验室研究与教学设备;更必须拥有细菌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当然也不能不考虑社会大众对性、罪恶、惩罚、身体的观念,以及社会政治对梅毒重视的程度。

不过,无论弗莱克的概念如何,当时瓦瑟曼检测的确为学界与医疗界所接受,甚至促使血清学(Serologie)成为一门自主的学科。甚至从当时医界日常习惯将此反应直接称为「血清检测」(serologische Probe)便可见其重要性。

即使如此,弗莱克还是提醒我们,就算是医界已经以苍白螺旋体(Spirochaeta pallida)的存在与否来定义是否染上梅毒,但不可忘记细菌学上物种概念仍有模糊之处,而且免疫学检测存有伪阳性的现象。也就是说,以细菌学与免疫学来定义疾病,并不见得具有更高的确定性!最后,弗莱克基于他爬梳历史案例中显现的複杂过程,大胆宣称梅毒不是「客观的」(objective)存在,用以突显当时医学在认识论上的「危机」,弗莱克说道 :

最后,简单再补充一下,为什幺弗莱克虽然觉得细菌定义仍有模糊处,却仍将瓦瑟曼梅毒检测视为「科学事实」。因为,他认为此反应深入人心,因此足以代表大家接受的「科学事实」。也因此他才会「选择发展最完备的医学事实,也就是所谓的瓦瑟曼反应与梅毒相关联的事实」,作为《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中最重要的,历史化科学事实的案例。

结语:动态、发展与创造的人类真理

弗莱克在书中的历史分析部分指出,梅毒并非真实存在的「疾病单元」(Krankheitseinheit)或「疾病本体」(disease entity)。也就是说,梅毒并不是在某特定时刻,被某伟大科学家掀开遮掩之物后而「发现」(dis-cover)的事实存在,而是複杂社会与科学过程的产物。

弗莱克认为当代科学之所产生问题,根源之一便是科学家不愿面对科学知识动态複杂的本质,只想把科学当成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机会主义者。他建议的药方自然是放弃稳固僵化的科学真理观(scientific truth),而迎接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创造性的人类真理」(dynamic, developing, creative human truth)。

在无法清楚地描述何为动态的、发展的、创造性的人类真理前,弗莱克似乎只能先回到科学史的研究,利用梅毒测试的案例,尝试描绘一个梅毒检测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的複杂过程。至于他如何将科学知识社会化,又如何从这些案例推论出他的科学哲学观点,就有待下次机缘再写了。对了,若对弗莱克从历史角度谈疾病概念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糖尿病可以怎幺谈,请参考〈从医疗史谈实证医学的小危机〉。

附注

孔恩着,程树德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页37。

作为主要作者与共同作者,弗莱克大约发表了170篇原创与评论着作。

Rainer Egloff. Tatsache—Denkstil—Kontrovers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Ludwik Fleck. Zürich: Collegium Helveticum, 2005.

Bożena Chołuj, Jan C. Joerden (Hrsg.) V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zur Wissensproduktion. Ludwik Fleck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7.

张成岗,〈弗莱克学术形象初探〉。我自己多年前也写了一点弗莱克,也曾有中国研究生写信请求提供资料,这位先生应该已经毕业多年。台湾也有位研究生撰写相关论文,但是似乎在博硕士论文网还查不到。一点有关弗莱克的文字,请参阅陈恒安,《20世纪后半叶台湾演化学普及知识的思维样式》的第二章〈弗莱克与「科学普及」〉。

雷祥麟,〈剧变中的科技、民主与社会:STS(科技与社会研究)的挑战〉。特别是注脚68。台湾STS社群新近编辑出版的「STS普」书籍《科技渴望参与》,在页383中亦将此书视为「台湾较常讨论STS研究者的着作」。

肺结核的疾病隐喻请参考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简单的「坏血」事件介绍,请参阅陈恒安,〈以科学之名--塔斯吉克梅毒研究〉。

后称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体 (Treponema pallidum)。

当时学界中除了萧丁 (Fritz Schaudinn, 1871-1906) 提出苍白螺旋体 (Spirochaeta pallida) 之外,还有属于「相同思维集体与思维样式」的西格尔 (John Siegel) 的梅毒小体 (Cytorrhyctes luis)。无论最后因为什幺原因学界接受萧丁的苍白螺旋体,两者都显示以细菌学方法在血液中寻找病原这一现象。萧丁与西格尔两者之间的竞争,请参阅Lindenmann, “Siegel, Schaudinn, Fleck and the etilogy of syphilis”; Lindenmann, “Discussion: Siegel, Schaudinn, Fleck and the etiology of syphilis: a response to Henk van den Belt”; Van den Belt, “Ludwik Fleck and the causative agent of syphilis”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s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er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tive, p. 22.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pp. 28-29.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s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er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tive, p. 2.

Fleck, “Crisis i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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