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章乃器

2020-07-23    收藏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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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五类忆旧

父亲章乃器

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章乃器)已经分居了。父亲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揭发他。我那时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并教我一些话,到会上去说。会上,前面有很多人讲话,都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有到场。轮到我讲话,讲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上小学的时候,想进少先队,我好像比别人慢一二年才进去。那时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是绝对接受和服从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既然他错了,那幺大家就都可以来批判他。那时社会有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跟我妈谈家里的情况。我妈这个人没什幺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此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喜欢记点日记,爱好古典文学,也作一点诗词。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了,交给老师,然后组织批判会。我不服,跟老师顶撞。后来这个老师跟我透露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幺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为一个样板——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那个老师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幺书。」我呢老老实实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过后不久就发生批判我的事。后来我很厌学,成绩下降,还留级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我没前途了,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说得还比较厉害。我提醒他说:「您别这幺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读了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却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七千人大会前后,统战政策有点鬆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鬆动。父亲对1957年给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说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要求重新审查。1963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说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了。我赶紧回家。后来父亲特别跟我讲一句:「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我不会自杀的」。

记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清华二校门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领导,什幺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被赶到那儿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不要回来。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幺的都被撕了,铺盖也被捣毁了。一张大字报墨迹未乾,什幺「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完了,马上就来临了。我当时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同学就揭发我,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来。

我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出身不能选择,谁让你投胎到这儿呢。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也是贱民。这个就是一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但是我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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