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精妙「制度操控」:让你察觉不到正在服从我的意志

2020-06-15    收藏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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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精妙「制度操控」:让你察觉不到正在服从我的意志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北京,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十九大党代表同时举手。

「不同意的,请举手。」全场肃静。几秒钟后,会场不同位置的六名计票人分别高喊「没有」、「没有」、「没有」……

中共党章修正案就此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全场掌声雷动。

这是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十九大)闭幕前,表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时的一幕。

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习近平号令举手表决,「同意」时全场举手的场景并不陌生,但「不同意请举手」时的七声「没有」,却意味深长。

根据中共党章,党代会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决定党的路线与方针、修订党的章程、选举党的全国领导层(即中央委员会)。近年来,以中共党代会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者吴国光,用「权力的剧场」来形容这一运作机制:「它像一部精心编导的剧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戏剧表演那样的精心设计、练习和彩排,要赢得观众们发自肺腑的掌声。观众首先是参会代表们,掌声则是一种仪式,表明他们认可台上演员——领导人们,并同时认可他们的提议、方案和权力。」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引入了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来合法化自己的威权统治。但在中共内部,既然领导人希望掌控一切,为什幺还要不厌其烦地保留党代会制度,并煞有介事地保持它的运作?「精心编导剧目」的意义在哪裏?两千多名地位颇高的党代表,又如何能安于观众的身份,保持意见高度一致?这样「权力剧场」的存在,对中国政治又有什幺样的深刻影响?

60 岁的吴国光从中共体制内出身,1980 年代,他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无限延长下去,走上学术道路,先后在美国、香港任教,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全球化等议题,即将出版的中文新书《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操控》(英文版于 2015 年出版),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吴国光提出了「制度操控」的概念:这种操控与一般的政治操控不同,它通过操控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是一种以民主为其虚表与操控为其实裏的一种複杂运作,目的在于为掌权的现任领导人和那些已经预定上台的领导人寻求合法性,使他们精心準备的政纲和人事安排得到顺利的接受。《权力的剧场》一书,就是通过展现这种制度性虚伪,解码中共党代会的神话谜思。

2017 年 12 月,端传媒专访了吴国光,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权力的剧场》这本书中提到一个核心概念——「制度操控」,究竟什幺是「制度操控」?

吴国光(以下简称吴):在政治学研究中,有些学者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中共党代会就是一个正式制度;另外很多学者则强调「非正式政治」的作用,就是那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幕后而偏离规则的权力运作,例如我们常说的「政治手腕」。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政治运作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都是两者并存、相互作用的。

一般认为,在威权主义政治、非民主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很多人长期认为中共党代会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提出的问题就是:在非正式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为什幺还要创立一个正式制度并保持它的运作?

我发现,正式制度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这种操控和一般的政治操控还不一样。一般的政治操控,就好比说搞点阴谋诡计,或者是不按章法、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但制度操控不一样,这种操控已经嵌入到了规範、规则和程序的创设与运用之中。制度操控的实质,就是操控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比如中共党代会,虽然党章中对党代会的职权和运作有着明确规定,但领导层通过对制度规则的各种策略式运用,将选举、讨论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扭曲变形,从而使党代表们投出了一个符合领导层原先预设的结果。但它看起来不像是牵线木偶那样,每一下我都要指导你怎幺做;透过制度操控,我有更精妙的办法,让你感觉不到你是按照我的意愿投票的,甚至说在你按照我的意愿投票之后,还会很自豪地说我行使了我的权利。这个就是中共这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和一般的威权主义制度有非常大的区别。

端:为什幺中共要大费周章,透过对游戏规则的精妙操控来改变游戏结果呢?直接改变游戏规则会不会是一件更容易、风险更低的事?

吴:其原因在于威权主义的「合法性赤字」。威权主义政治的运作,是前台一个做法,后台一个做法。本来有后台这套做法已经可以了,为什幺它还需要有前台这一套东西呢?是因为它需要前台这套东西来形成权力合法化的机制。

和民主制度不同,威权政治将公众排斥在选择和决定领导人的过程之外,缺少精英群体之外的一个仲裁者,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首先,威权政治中的赢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为程序上的第三方裁判者的祝福。我说我赢了我就赢了,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胜负是没有裁判的,如果有的话就是赢家自己成为自己的裁判。但精英政敌可以用任何手段将这位赢家干掉,只要做成了,就赢得了权力,而这种权力需要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其次,威权体制的领导人没有面对公众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政治非常精巧的一个设计是,它把精英之间谁该取得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和大众是不是承认你这个精英取得权力的合法性的问题,用投票这一个办法全解决了,一石两鸟。但威权主义下,即便赢得精英的内部竞争,但在大众面前是不是也合法呢?领导人自己也不知道。

威权主义的领导人置身于这两大挑战的交汇处,必然时刻担心自己权威的脆弱性:就结果来说,自我任命的合法性让可信度打了折扣,失败者和大众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来说,当赢家获得权力的方式遭到质疑时,其合法性可能会在根本上遭到否定。

于是,当代威权主义引进了宪法、选举、代表大会等这套本来属于民主制度的东西,试图在今天这个时代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除非通过选举,领导人的其他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均会受到质疑。所以,他们只得借用了民主的一套形式,但它又不是民主制度,其实质还是威权主义,自己决定自己是领导人,只是要走完所谓的民主过程。

端:我很好奇这套「合法性外衣」的裁製过程,换句话说,中共是通过哪些手段实现「制度操控」的呢?

吴:截至目前,中共党代会已经开了十九届了,我对这幺多届党代会有个历史分段的研究。从 1921 年的一大到 1928 年的六大,中共实际上处于一种比较幼稚的状态,没有发展出什幺像样的制度操控,主要是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共的运作,不存在党内的领导层在党员之中的领导力。谁能当领导人呢?共产国际说是谁就是谁。这裏面就很少有产生于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你只要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

对于党代会运作的制度操控,可以说是从七大开始的。从 1928 年的六大到 1945 年的七大,在这长达 17 年的时间裏,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影响力日渐衰微,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準备七大的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并奠定了此后中共党代会运作的基本框架。这套操控方法,包括召开会议的时间、会期的长短、参会代表由谁构成、他们用什幺方法产生,以及会议进程如何管控等等。

举个很小的例子,一进七大会场,代表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还有主席台上方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我还没来选谁是伟大领袖呢,你标语已经挂出来了。当然,现在十九大的会场上不再挂习近平的画像了。但我们知道,十九大的代表也不像七大代表那样「桀骜不驯」了。那时候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则,加上当时中共各地方的领导人,都是自己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枭雄人物。现在这些代表,不用挂谁的像,你说我不投习近平的票,那不是在政治上自杀吗?

端:说到开会时间,最近四十年,中共党代会的召开时间规律多了,每五年一次,和毛泽东时代差异很大。

吴:对,在毛泽东掌权的将近四十年时间裏,一共才召开过四次党代会(即七大到十大),其中七大(1945 年召开)和八大(1956 年召开)隔了 11 年,八大和九大(1969 年召开)又隔了 13 年,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毛透过制度操控使得每次党代会都能达成他的愿望,但他也不愿意召开太多大会。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制度规定,党代表是有自主投票权利的,操控他们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当时的合法性已经非常高了,即使不经党代会确认,你敢说我毛泽东不是你们想要的领导人吗?

由于九大(1969 年)和十大(1973 年)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 7 年间召开,在毛掌握最高权力的前 30 年(1938 年到 1968 年)裏,一共才召开过两次党代会。

但在「后毛泽东时代」,从 1982 年十二大起,中共党代会开始进入了一个简单的制度化阶段,每五年召开一次。为什幺呢?我个人的解释就是因为毛泽东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合法性、认受性没有那幺强了,需要党代会来週期性地给自己确认一下合法性。就像习近平,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做了很多事,反腐也好、军改也好、提出一带一路、中国梦也好,但只有成功召开十九大,才能让这些东西在党内精英中获得合法性的认可。

端:今年 10 月 25 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刚亮相后,新华网 26 日随即刊文指出,:「十七大、十八大探索採取了会议推荐的方式,但由于过度强调票的分量,带来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会议推荐过程中简单『划票打勾』,导致投票随意、民意失真,甚至投关係票、人情票」、「决定在对十九届『两委』委员人选深入考察、严格把关基础上,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反覆醖酿、会议决定等程序逐步醖酿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这种方式克服了以往『大会海推』、『划票打勾』带来的种种弊端」,您会不会觉得这有些「制度操控」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感觉?

吴:我有留意到这个报导,它透露出了不少非常重要的情况。

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承认,在十七大、十八大筹备过程中曾经搞过摸底投票。再就是,报导也明确指出了,虽然这是一个投票的机制,但其中还是有作弊的。报导特别指出,像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这样一些人「利用会议推荐搞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这说明,这种由主导者来操控选举结果的现象显然是存在的。

出现上述情况,有一个历史背景。由于在八十年代,党代表的自主性有所高涨,特别是在十三大中央委员会的预选过程中首次引进了差额选举,就使得十三大和后来的几次党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代表们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和最高领导层事先安排的结果有出入的情况,打乱了高层人事安排的布局。

这样一来,最高层就要用新的办法来操控党代表的投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把党内对于领导人人选共识的凝聚过程大大提前,基本上拉长到党代会开会之前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前就开始派人考察,调查背景、做民意测验。包括十七大、十八大做过的摸底投票,也属于这种共识凝聚的措施。但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相当小的一个精英圈子裏进行,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省部级领导干部。

我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党代表可以提出对领导人人选提出不同意见的话,那幺开会的时候让他们表达不就行了吗,为什幺要提前很久让他们表达意见呢?答案是:为了易于操控。因为你来到会上以后就是代表了,按照党章也好、中共的各种规矩也好,你都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但是,党代会之前,这些人的身份还不是党代表,而是党的干部,作为党的干部是要遵从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的。之所以要拉长这个过程,就是要减低这些干部成为代表时的投票的自主意愿。

到了十九大,就没有再採取十七大、十八大时摸底投票的办法了,用的办法就是「谈话调研」。不是说「谈话调研」这种方式有什幺特别对或不对的地方,关键是谁来谈。如果你可以谈别人也可以谈,那就有些竞选的味道了,但我们知道中共党内是不允许竞选的,只有你去和人谈的份,别人不能去通过谈话影响党代表。最后党代表和你谈完话之后投了你的票,这就是典型的操控,是和民主原则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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